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网络电话机安装，以及网络电话机厂家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文章详情介绍：
电话：从座机到触屏
在我出生的前一年，父亲从邵阳公安处主动申请精简回乡，先后在老家棠里村（当时叫胜利大队）当民兵营长、大队长、支部书记。
父亲曾经对村里的人说，要带领大家好好干，今后实现“，红砖青瓦，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理想生活。
一些村民听后笑了起来，认为父亲讲大话，是不可能实现的。后来我终于知道，很多喜欢笑的人其实是自作聪明的蠢者。那些具有悲悯之心的人、具有仁爱之心的人、追求理想的人从不取笑别人。
不过也难怪啊，那时候人们都住着土砖房，盖着牛毛毡屋顶，薯米饭还吃不饱，家里普遍用煤油灯或桐油灯，怎么会生出那样的理想呢？其中最不可思议的就是电话了，那还只是一个名词，太过遥远。
我读小学的时候，开始向往传说中的电话。常与同学玩电话游戏，折两个圆柱形带底的纸筒，在两个纸筒的底部上一根缝衣服的线，然后两个人各拿一个纸筒走开，大概二叁十米的距离。一个对着话筒讲，一个对着话筒听，居然真的能够清晰地听到话筒里传来对方的声音，我们的脸上写满了兴奋，眉开眼笑。
七八年读高中的时候，就能看到真正的电话了。一部黑色的电话机就放在学校一楼一间开放的房子里。学生经过时常要看一眼，底座上面放一个话筒，底座边上有一个摇把。看得多了，大家也就不足为奇。那时的人很少用电话，所以电话机躺在那里闲着。有一次看到一个学校领导打电话，他把话筒摘下来放到耳朵边，转了圈那个摇把，电话就接通了：“喂，总机吗？请给我接十叁中”然后十叁中的电话就响了。能隐约听到那边一个声音高喊：“校长有电话！”
这是县内的短途电话，如果要打到长沙、上海等地的长途电话，那就得到邮政局去打，先交费挂长途号，然后再由工作人员帮你接通。
我八六年大学毕业之后，八九年报考杭州大学的研究生，第二年二月，我急于查到成绩，便到新化县邮局去挂长途。等了一个上午，也没有给我接通。我想着接通了也要钱数，长途电话，一块八角钱一分钟，没通也罢。
九叁年我到长沙再次读大学，便看到学校周边的商店都挂了“公用电话”的招牌，但那时的电话只能打市内，五角钱一分钟。打长途电话则比较麻烦，那时的长途电话叫作“程控电话”，得到有程控交换机的机房去打。九四年的时候我有个急事要打给新化电视台的一个朋友，必须打长途。商店的电话打不了，别人告诉我得到学校机房去打。我就跑到学院的机房，值班的那个女的一见到外面来了人，就像见到活鬼一样吓了一大跳。我站着不动，尽量克制肢体语言，用尽可能柔软的语气跟她说明情况。她终于听懂了我的塑料普通话，给我接通了长途。接电话的人我并不熟，但我要他把一事告诉我的朋友。那人一听是长沙打来的长途，也格外重视，很认真地给我做了传达，就好像传达首长的口授。其实我知道，那是长途电话带给人的神秘力量。
那时打免费的市内电话还是有一些小技巧。学院广播站有一部拨号电话，这比手摇电话机高级一点，座架边上不是一手摇把，而是一个号码盘，标着零至玖十个号码。我是广播站站长，有使用电话的方便。但这部电话是用来打学院内部电话的，只要拨叁个号码就可以打内部电话。市内电话也可以打。拨号的方法也很简单，是9就拨就拨个9，是3就拨个3。9在号码盘的最尾端，拨完一个号码之后必须等号码盘转回原点才能再拔。因此拔9需要等待的时间最长。那时长沙是6位数的电话号码，全部拔完大概耗时一分钟。
这种号码盘拨号电话机没用多久，很快被直接拔号的电话机所取代。长途电话也可以直接拔号了，这样就方便多了。但这样一来，防止用公家的电话机打私人长途电话就是单位管理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工作。为了防止个人私拔电话，一些单位给电话机安装的一个木盒子或铝皮盒子，没有管理人员打开盒子，那就只能接电话而不能打电话。这样的电话机外盒不知现在还有没有谁保存，其实也是可以放到博物馆保存的，因为它见证了我国通讯事业发展的一个阶段。
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人立即破解了这种管理方法，你把电话机锁住，他同样可以打长途。这个秘密可能只有少数人知道，我是其中一个。怎么打呢？那是九六年，我第二次大学毕业在一所高校当学生科长，要给新化的一个朋友打个长途电话。但唯一的一部电话被办公室主任将电话盒子锁了。这时我的一个部下悄悄告诉我：“袁科长，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你提起话筒后，话筒那头不是压着一个键吗？你想拔哪个号，就连续把那个键按几下，中间不要停顿”。我急问：“那零呢？”“零就拔十下！”他又叮嘱了一句“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的。”我大喜，立即凝神静气开始拔，生怕拔错了次数。在我相信每个号码次数都拔对了之后，我把话筒贴在耳边，静听那边的反应。果然，几秒钟后电话接通了。我真是喜出望外。
有时却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九九年我到南方都市报工作，南都的电话机不上锁，长途、短途可以直接拔。于是到了晚上，就有一些外地工作的人到办公室煲电话粥。煲电话粥是当时的一个词语，就是指长时间通电话，这是一种很令人讨厌的行为。因为那时的通话资源还很宝贵，煲电话粥情话绵绵，是对有限资源的浪费和不尊重。但报社却能准确地查出是谁拔的长途，到底是怎么知道的，我一直没搞清楚。因为不久报社的墙上贴着一份打长途电话的详细清单，上面标明了是谁打的打了多长时间费用多少。处理方法倒也还实在，就是按时到财务室交纳话费，也没有做什么处分。
不久，街上挂面了IC卡电话机，市场上还流通两百卡之类的，在单位的座机上可以用两百卡打长途，但不计单位电话的话费，计的是两百卡上的话费。一时颇受欢迎。
与此同时，出现了BP机，在公用电话上拔通平台电话，说要呼谁，马上平台就呼到谁，如果对方正好打电话方便，就可以给打这个电话号码找到你。BP机因此也叫寻呼机。后来还出现了中文寻呼机，拔通平台电话后，可以把要留的言告诉平台，平台就可以把你的话捎给对方。这样十分方便。从前人留言，都是到汽车站的留言板上写，大家都看得到，但那个该看的人可能看不到。别人要留言，就把你的留言擦掉了。因而中文寻呼机的出现，带给了人们巨大的兴奋。但也有因普通话讲不好，或者平台寻呼小妹打字错误，导致留言错误，或意思完全相反闹出笑话或误事的。这样的故事实在太多。
我对大哥大最早有印象是在九五年，那是我第二次大学毕业后，到高校任职学生科长之前，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内的一个外省出版社的跨省编辑部客窜，老板叫作袁伟，只比我少一个字。老板有个弟弟叫袁珂。他们两兄弟天天拿着一个大哥大接打电话，令人羡慕，但那与我无关。九月开学之后，我到高校任职学生科长，高校的书记和校长也各配了一个大哥大，都是9开头的号码。我作为学校的中层干部，偶尔也能拿着书长校长电话把玩一会。但很快，这种大哥大不再受青睐，139的号码上市，摩托罗拉的手机引领时尚。这时我已到广州工作，我和打工的穷同事们天天看广州日报的分类广告信息，上面的通讯一栏格外引起我们关注。那时连机带号要一万多元一台，拥有一台手机是多么洋气啊。那时我的月薪是叁千多，不吃不喝也得叁个月的工资。我的工资相比在内地还是高的呢。那时一个乡村教师的工资只有叁百多元，我是他们的十倍。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没过几年，各种手机号码和手机都出来了，罗托罗拉也不再独领风骚。那已到了世纪末年，我渴望拥有一部手机。这时候的二手手机已经在民间开始出现，我便以八百元的价格从广东电视台的一个朋友那里买了一部摩托罗拉的翻盖手机。翻开薄薄的盖子，就是闪着绿光的键盘，每按下一个键，都会发出神奇的音响。几个键按下去，听到“嘟——”的一声，就可以打通对方的电话。拿着手机边走边讲，不在乎讲什么，这种感觉真的好极了。我至今记得我的第一个手机号码：1353042479。当时只有十个号码。别人告诉我，拔外地手机的时候，前面要加个零。
手机的发展是如此讯勐，短短几年之后，有一次我在吃面，一个擦皮鞋的妇女走来要我把皮鞋擦一下，只要两块钱。我便把鞋子给她。快擦完的时候，我听到她身上有什么东西在响，只见她从衣袋子里掏出一部旧手机，脸不变色心不跳地接起了电话。看来，手机在擦皮鞋的人眼里，也不再是什么神奇之物了。
但这个世界就是用来创新的。当普通通话的手机已进入寻常百姓家时，触摸屏的手机开始闪耀登场。与此同时，各种应用软件也不断推向市场，微信、支付宝等十几个软件成为装机必备。有了这些应用软件，全世界都在你的掌握之中。看电视、电影，订餐订房，视频通话，拍照美颜，做微商赚钱，发文章羸流量，搞直播，宅家工作……它让人可以足不出户地宅在钢筋水泥隔成的小格子里而可以获得一切。它让一切皆成为可能。
谁也离不开手机。有人说，如果你能离开手机一个小时，就说明是一个有定力的人。确实，有的人一刻也离不开它，睡觉时也把它放到枕边，只有在极度疲倦入睡之后，才暂时与手机分开。
手机的高度发达，造成人类对它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有的人开车时要看，有的人骑摩托车、单车时要看。车祸因司机看手机而增多。学生离不开手机，学校不得不下死命令，禁止手机进课堂。大有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况味。手机造成的信息高度发达，让信息泛滥成为了一种病毒。老一辈人对年轻人用手机摇头叹息，无可奈何。
一边是魔鬼，一边是天使。天底下一切发达的事物似乎都是如此。